这本身也是一种形式化、程序化、规范化的过程。

[15]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但是，直接用法治思维化解具体矛盾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就事论事的法律思维要求，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必须考虑个别正义的实现，不能介入过多的社会因素。[7]当下的法学话语已经很少使用法律意识等概念，基本是对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概念的混合使用。

从总体上看，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治逻辑的研究传播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意义。拟制的法律只是框定了意义的大致范围。[12]然而，在有了规范、主体因素以后，法治也不一定能形成，还需要通过决断过程把两者连接起来。对体系性的法律只能运用体系思维来解释，尽管体系难以避免私货的渗入。现在，人们已经接受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思想，但在如何限权的问题上，更多的人都是在言说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西方法治机制。

规范论眼中的法秩序，是由许多规则与法规所合成，是‘量的概念，法秩序本身并不具有独自的性质，具体秩序因而被狭隘化为法规。在方法上，它主要是一种根据逻辑、修辞思维规则的思考方式，不仅分析解决政治、社会问题，而且也分析具体案件，探寻的是规范思维与秩序思维的差异。反省性思维则是把逻辑思维规则作为评判标准，目标在于发现错误的判断。

这三种法理思维都是为法治服务的，都是以思维方式的形式探寻具体语境中的法律是什么。[17]这使得法律方法论在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没有被凸现出来。只有通过体系思维，在要素间建立逻辑关系，才能形成正确恰当的断定。在思维方式上，法律思维认为一般优于个别，尊重规则的稳定性，强调以不变的法律应对千变万化的案件。

[36] 参见舒国滢：《走出概念的泥淖——法理学与法哲学之辨》，《学术界》2001年第1期，第104页。其所使用的方法有目的解释、社会学解释、政治解释、外部证成、德法结合、政法结合、分配正义、持法达变、通法达理等。

当然，法理思维并不排斥法律价值，而是强调在普遍正义的基础上构建法治逻辑或者法律思维规则。它不仅承认法律是行为规范体系，而且也承认法律是思维规则体系，追求的是恰当的决断。法理思维则是像逻辑学家和伦理学家那样思考，表达对法治之理、公正、自由价值和逻辑思维规则的尊重。法律推理、解释、论证、论辩、修辞等都存在相应的思维规则。

判断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依据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例如，行为规则是评判行为的标准，而思维规则是对法律人思维过程的指引和评判。各种思维的断裂预示着失去逻辑的法治悲剧会经常上演。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兴起的法治思维研究，多是对法治要求的陈述、对法治精神的尊重，包含着对政治思维的路径依赖。

因而，我们需要在法理思维中引进逻辑，以弥合因思维断裂而衍生的各种问题。法理思维也不排斥政治思维，只是要求在政治决策中尊重法理思维。

然而，在法学思维这一类型中，施密特的法理思维在价值倾向上出了问题。法律应当具有明确性，而不应含混不清。

法治逻辑所构建的意义世界，需要通过对决断前提的批判来实现。法治思维是十八大前后使用的概念，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促使人们思考法治思维的基础理论问题：其一，现在法治思维一词的使用频率很高，在学界、政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依法思维之法，不仅是指法律规定，还包括法律价值以及法律思维规则。法治思维中的法其实应该是法秩序。批判性思维与反省性思维并无根本区别。第三，虽然法律思维所据以思考的原理、方法、技术也是解决具体案件的依据，但对法律规定来说，主要起辅助作用。

结语 拉兹有一个判断似乎在叙说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个案中实现法律及其所蕴涵的正义。

尽管关于法律思维、法治思维的研究已经蔚然成风，然而至今还没有对法学思维方式的分类研究，对法学思维的体系研究也不够深入。体系思维、体系解释不仅需要协调法律规范之间的内部关系，还需要协调好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

施密特的思维方式有反民主的倾向，但是施密特的研究方法是可以借鉴的。法治是一个立体动态的概念，既需要主体机制的参与，也需要法理思维在具体语境中对法律规范的重塑。

法律思维规则主要是对法律人行为的指引和评判，得出的结论主要是思维的对错。（三）法理思维、法治思维、法律思维的关系 法理学的方法论意义，不在于探究法律的本质，而在于澄清法律的概念，建构法律思维规则。这种运用是在言明法治的基本要求，不是一般逻辑思维规则的例外——其特殊仅仅意味着运用场景的特定性。第五，在解释方法上，法律思维强调文义解释优先，内部证成的重要性。

作为法治话语体系的重要概念或命题，法理思维也会逐步被镶嵌在思维方式之中。（一）法理思维是对所有假定命题的批判性思维 从逻辑的角度观察，法治就是一种被法律定义的生活，因而，研究法理思维需要认真对待拟制思维及法律拟制。

关注法律规范体系、价值体系、主体体系，以及法律思维规则的体系思维才是法理思维的研究重点。法治是一种被定义的生活。

这说明，目前学界的法理思维不乏法治之理，但在其使用中缺少逻辑思维规则的支撑。虽说以简约应对复杂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简单化是以丧失精确为代价的，但只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才能实现法治。

无论是个案中的法律决断，还是化解社会矛盾时的法治思维，都需要遵循法理思维规则。法治之理的核心是融法律知识、法律价值、法学原理、法治运行机理于一体的法律思维规则所谓依赖于内容的理由是指：理由与行动存在内容上的关联，这种内容上的联系体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要说明一个复杂的概念，我们应当使用更为基本的、简单的和有针对性的概念工具。

[32]但本文认为，后者提出的主张与前者有重要差异，前者是一种作为规范性概念主张的形式法治论，而后者提出的是作为描述性概念主张的形式法治论。[39] 针对这个论证脉络，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所谓法治是一种政治—法律理想是什么意思？它是否等同于法治本身是重要的？所谓法治本身是重要的又是什么意思？这种表述是否已经足够清晰？为什么说只有形式法治论支持法治之独立重要性？根据陈景辉教授的论证过程，我们可以补充出他在这些问题上默默支持的预设： a.法治是一种政治—法律理想=法治本身是重要的。

例如，当一个士兵去关上窗户的理由，是因为上级命令他去关上窗户，我们就可以说，士兵将上级的命令视为独立于内容的理由。郑成良教授坦率而正确地判断出，在指引裁判的问题上，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不是相容和互补关系，而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我们必须直面不得不作出的抉择。

富勒区分了法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然后将自己的理论限定在对法的内在道德的讨论上。[19]法律具有此种意义上的形式合理性主要是因为它在如下方面类似于数学与逻辑学：包含以一般化特征为构成要素的概念与范畴，包含形式化的运算规则以及决定的可预期性。